《礼记·礼运》所讲的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与讲信修睦理念相互结合。

程颐接受了张载的天人合一命题。三、宋明理学的超越范式：僭天 如果说孔孟儒学的内在超越是以外在超凡者的存在为前提的，因而是以性事天的超越范式，那么，宋明理学的内在超越则是否定外在超凡者的，因而是以人僭天的超越范式。

及其欲止，天令嬖人止之耳。[④]参见黄玉顺：《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——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二节心灵的结构、第三节意识的形式及其基础，第18–37页。[55] （二）孟子的超越观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超越观念，尽管有所发展，但仍然坚持人之超验性与天之超凡性之间的分界，追求知天事天而非以人僭天。[168] 然而在世俗格局下，这样的内在超越势必走向君主专制，他说：此理在宇宙间，固不以人之明不明、行不行而加损。[17]这个命题，后来《中庸》表达为天命之谓性[18]。

……故曰：‘其体即谓之天，其主宰即谓之帝。[223]《辨诛遗奸正大法以清朝列蔬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十八，第1071页。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，抑得罪于此理也？曰：天之所以为天者，理而已。

所以孟子指出：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[⑦]应注意的是：康德所谓内在的、限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以内，并不是指与理性相对的经验，而是指纯粹理性，即认知理性或理论理性，其实就是超验的（transcendental，通常译为先验的）意识，它关乎现象界，因而不能脱离经验。[193]《传习录中·答聂文蔚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，第94页。在程颐心目中，能够与天为一的人并非任何一个人，而是圣人，即天与圣人同[110]。

[41]《论语·阳货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25页。[61]《孟子注疏·梁惠王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683页。

《天吏：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——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》，《文史哲》2021年第3期，第86–103页。他说：君子之学，心学也。[156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，第2914页。[130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，第5页。

[111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2页。所以，他很推崇程颐的性即理命题：（程子）‘吾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[18]《礼记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25页。朱熹有两个不同的天概念：（1）与地相对的天概念。

朱熹说：要之，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[117]。[160]陆九渊：《与李宰》，《陆九渊集》卷十一，第149页。

[84]例如：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[137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，第96页。

邢昺解释：狂者进取于善道，知进而不知退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[86]。[56]这个本不是别的东西，就是天。（2）心的超凡性：心即天。最容易误解的就是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，以为孟子将我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。程颐接受了张载的天人合一命题。

人之所以要以内在的理性超越内在的感性经验，从而成为一个内在的超验者，是为了朝向那个外在的超凡者。黄玉顺：《情感超越对内在超越的超越——论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20年第10期，第40–50页。

因此，超越问题首先存在着一个划界问题，因为超越的本义就是越过某种界限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这是语言表达上的问题，显然是与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

这就是道，而道未始有天人之别[108]。[49]《尚书·君奭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24页。

此文首次发表于2020年8月24至25日举行的中西会通视域下的儒家超越性问题学术研讨会，参见常会营：《中西会通视域下的儒家超越性问题学术研讨会纪要》，《当代儒学》第19辑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263‒280页。[28]《论语·先进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98页。由此可见，在哲学上，所谓内在超越就是理性超越了感性，如此而已。然而尽管如此，它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，即孔孟儒学并未取消、而是坚持敬奉外在超越之天，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，而宋明理学却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，实为僭天。

3．超验者与超凡者的关系：敬畏天命 德性既是内在的，又是超验的，这当然是所谓内在超越。《乐记》曰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

但是，这种内在的超验的德性并不能代替外在的超凡的天，这是孔子所坚持的立场。[79]关于端的理解，参见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——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》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08页。

[83]这样区分感官与心思，当然就是区分感性与理性，即理性是超越感性的，亦即超验的。所谓反身而诚，应联系到孟子的另一番话：诚者，天之道也。

[217]《答聂文蔚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，第89页。其实，这里是在讲性的内在性、超验性。[⑤]这里的本体、实在界、超越界就是外在超越的超凡世界。[65]《论语·宪问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11页。

[106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二上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92页。事实上，朱熹的思想系统中包含着某些近代性的因素。

[66]孟子严格区分了天之道和人之道。与程颐一样，朱熹所说的天也存在着矛盾。

在这个命题中，一方面是外在于人的超凡之天，一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超验之德或性，这里蕴含着两层意义：其一，天人关系绝非后儒所谓天人合一[19]，而恰恰是天人二分（学界通常认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，这其实并不适用于孔孟儒学）。[181] 显然，这是针对程朱那里作为形而上者、与天同位的天理或理而论的。